[法治的法制013]

《金融研究》杂志在今年第九期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署名文章《金融危机中关于救助问题的争论》。周小川指出，应对系统性危机，政府还是应该及时参与救助，但同时也需要防止道德风险。这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必要的取舍、协调，取得平衡，尽可能减少道德风险。

谈及中国的情况时，周小川表示，中国是倾向于救助的，过去一些出问题的金融机构大多数都得到了救助。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中国的问题金融机构在数量上和处理上是有区别的。

道德风险的英文是“Moral hazard”，其可以用在很多场合，但其基本意思是如果一方因其所可能遭受的风险因为保险公司的保险或者第三方的救助而大幅降低或归于零，则该方就会对该风险听之任之、毫不在乎。如果该方因为保险或救助而可能受益，则该方则有可能追求风险的发生。道德风险可以用一个直观的例子来做比喻：当你驾驶一辆你从出租公司租来的车，如果这辆车的保险是不计免赔率的全车盗抢险和车辆损失险，换言之，不管你怎样开这辆车、不管这辆车被怎么着，你都不用赔，那么你开这辆车时大大咧咧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增加而不是降低[1]。

在金融领域里，如果一个金融机构不论怎样都会得到政府的救助，那么这家机构就会放松风险管理，甚至会追求高风险但同时有高回报的经营管理模式，因为赚了钱自己受益，亏了钱别人买单。

正如周小川所提到的那样，在中国，过去一些出问题的金融机构大多数都得到了救助。最大规模的救助活动莫过于1999年以处理四大国有银行背负的1.4万亿元人民币坏账为己任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即华融、长城、东方、信达）的成立。这1.4万亿坏账的剥离其实给中国的国有银行和金融公司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政府会买单。而且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可能也同样第接受到了这个信号，因此其在日后的资产管理过程当中又产生了很多问题。以至于周小川在2005年7月13日指责四大管理公司“以权谋私”。“AMCs（资产管理公司）自1999年成立至今已有数年时间了，最近也发现其中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处置价格、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问题。”2005年7月13日，周小川在有关论坛上发表演讲时，直接批评不良资产处置中的问题，并称“国务院领导对AMCs的问题很重视”[2]。

早在2004年，审计署统一组织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各分支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共抽查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金融不良资产5544亿元，占其收购总额的39%。如报道说述，总的看，资产管理公司在促进盘活银行不良资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违法违规和经营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2004年末，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6750亿元，处置进度为53.9%；累计回收现金1370亿元，现金回收率为20.2%。此次审计共查出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金额715.49亿元，占审计抽查金额的13%。据悉，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三类：一是违规剥离和收购不良资产。二是违规低价处置不良资产。由于地方政府、法院干预，一些地方企业通过不规范破产逃废金融债务。如湖北省475户地方企业因不规范破产，导致华融、长城、信达3家资产管理公司54.53亿元的债权总额只受偿1803万元，受偿率仅为0.33%。三是一些资产管理公司财务管理混乱，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为职工谋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资金损失；对抵债资产管理不严，大量账外存放或违规自用[3]。

当然道德风险在其他国家的金融领域和机构也是存在的——西方国家发生的次贷风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周小川所说的那样西方国家对金融救助所抱的态度与中国是有显著的区别的——美国最后让雷曼兄弟破产，当然也出手拯救了“两房”及其他一些“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不过，引发次贷危机的金融机构以及这之后的金融救助同样也引发了道德风险。在电影《华尔街：金钱永不睡眠》（Wall Street: Money Never Sleeps）对道德风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注：我曾经就这部电影写过一篇博文《贪婪是好还是坏？（评《华尔街：金钱永不睡眠》）》）[4]。在这部电影里，由道格拉斯主演的高登（Gordon Gekko）写了一本书《贪婪是好的吗？》（Is Greed Good?）。当高登在签名售书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请高登签名，并问高登什么是道德风险。高登和颜悦色的原话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其大概意思是：道德风险就是拿别人的钱替自己消灾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有兴趣的博友不妨看一下这部电影，并告知两个人的对话原文，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