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独立之初面临着高度腐败的政治难题。据李光耀在回忆独立初期的腐败情况时说：“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化已成为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对于佣金、回扣和小费、‘润滑剂’，或其他冠上委婉名称的贪污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它是那么司空见惯，以致人们接受贪污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肆无忌惮的政府腐败使贫困的民众饱受其害，社会分配极大不公，官民二元化局面相当严重。本就匮乏的社会资源在政府权力的滥用和异化中被进一步浪费，贫困与腐败形成恶性循环，而这一切又直接威胁着新加坡的政治稳定和长远发展。

　　1960年率领联合国新加坡考察团的荷兰经济学家艾伯特·温斯缪斯对新加坡的前途相当悲观，他说：“新加坡即将崩溃，它只是亚洲黑暗角落里的一个狭小国家。”经过20年的努力，至20世纪70年代，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到如今，它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最为安全和远离腐败的国家。

　　对此，李光耀居功至伟。

　　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政府始终对贪腐保持高压态势，并通过反腐倡廉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发展及社会长期稳定。具体而言，新加坡采用了“高薪加严罚”的反腐制度。严刑峻法逼人“不敢贪”；“高薪养廉”使人“不用贪”。

　　严刑峻法

　　我之所以没有在严刑峻法上加引号，是因为新加坡对于腐败官员的惩罚第一不会选择性执法；第二发现一例严惩一例、没有例外。

　　根据新加坡的法律，如果一个公务员因贪污腐败被判有罪，他会被原单位解雇，停发所有薪水，且受到社会的谴责以至于身败名裂；个人的公积金全部归零；并将面临10万新加坡元的罚款或不高于5年的监禁。如果罪行与政府合约、议会成员或者公共机构成员相关，监禁可以增加到7年；除了罚款和监禁，他还将被要求以处罚的形式归还其所收受的等额的贿赂（即使已经挥霍完毕）。除此之外，对于其他财产如果没有办法说明其合法来源，法院有权将其没收。

　　“高薪养廉”

　　我之所以在“高薪养廉”上加引号，是因为新加坡的“高薪养廉”不是绝对的高薪——只是为新加坡廉洁奉公的公务员提供了比较周全的保障。

　　新加坡普通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高级管理人员除外），却绝对不会出现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的情况。公务员的工资由国家工资管理委员会（NWC）调控，每年会根据前一年度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数据、居民消费指数（CPI），以及这一年的经济发展预期来编写该年度的工资调整方案。新加坡《工资管理委员会指南（2012——2013）》显示：新加坡2011年的经济增长4.9%，通货膨胀率为4.2%，而当年基本工资的增长为4.4%。也就是说，除去中央公积金的保障，公民也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以及避免通货膨胀的伤害。与此同时，有中央公积金来保障养老和医疗、组屋制度来保障住房，这样的保障是比较周全的。

　　有不少人发文批驳新加坡所谓“高薪养廉”这种说法，认为新加坡公务员工资由市场决定，一般是私企的三分之二——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大陆给他们戴上的这顶“高薪养廉”的帽子感到羞辱，他们反驳说：“廉洁是每一个公务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不需要用高薪去养。”这说明新加坡的廉洁文化已经深入了公仆们的血液，但不管怎样，新加坡政府官员的薪水如果能够达到私企的三分之二，那么这个薪水也足以让政府官员和他（她）的家人们活得比较有尊严了。相比较中国政府官员的薪水仅从工资单上来看还是比较低的。我记得在十多年前，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闻世震曾经说过他一个月的薪水仅够其买一台彩电。十多年过去了，政府官员实打实的“养廉银”似乎也还只能买一台或两台彩电。

　　我们固然可以在道义上或政治觉悟上要求公务员们安贫乐道，但不能以此为借口忽略制度建设，从而建立起一个最起码的公平薪酬制度。好的制度不一定能够防范风险，但是不好的制度往往会诱导并加剧风险的发生，这种情况以公立医院为例来做解释最恰当不过了。

　　比如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不足，导致医院用药养医，甚至于用贿赂所得增加自己的收入。国家对公立医院如此低的投入一方面导致医院不得不在药品价格上加成，另一方面导致有的医生因付出的劳动与收入极端不成比例而因此收受贿赂，并在收取贿赂的同时优先就行贿人所供应的药品出具处方。正如医改方案撰写人之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在2010年3月7日接受中央电视台所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一定要保障医务人员的待遇，因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你是控制不了他那枝笔的”。

　　新加坡的不足

　　李光耀为新加坡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赢得了新加坡和世界人民和政府的广泛赞誉。但人无完人，如果说李光耀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李光耀没有夯实新加坡的民主基础，从而保证新加坡的法治建设能得以持续地进行下去。

　　在世界外交版图及国内政治舞台上，世人只知道李光耀，而看不见新加坡，这将给新加坡后李光耀时代留下隐患。李光耀的强人政治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固然有其历史积极意义，说其是新加坡的“国父”也不为过，但强势的父母，特别是那些忽略了青春期孩子找寻自我、证明自我和展示自我那样一种需求的父母，只会让孩子变得软弱而不是坚强——青春期不会消失、只会推迟（注：这是我16岁的大女儿说的原话）。相比较，南非的曼德拉对其身后事的安排似乎更加忘我且具有前瞻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光耀的反腐成果需要时间来检验；同理，李光耀的哀荣也需要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