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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精神到底哪儿去了?

什么是契约精神?有的人认为这纯属法律范畴,契约就是合同,履行了合同义务也就符合了契约精神。也有的人说,契约精神应当升华到道德层面,道德评判应当在契约精神当中立有一席之地。我本人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

 

合同范畴里的契约精神

 

合同范畴里的契约精神是指用诚实信用的方式来履行合同,说白了就是六个字:重合同、守信用。

 

比如最近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一篇帖子《我差点死在了北京机场》,说一名记者,119号乘坐早八点的南航CZ6101次航班前往北京采访时,突发疾病,但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救护车在交接环节互相推诿,导致这名记者不得不爬下飞机、爬上救护车。当这名记者半蹲半爬下梯子的时候:航空公司与救护人员“吵架的声音瞬间变成了身后声声温馨的关怀,但是,身后没人扶我一把!一个人都没有!”“宽敞的两边站满了身穿深蓝色制服的清洁人员,但是,身边没人扶我一把!”

 

我相信没有一个航空公司的承运合同里面会写有这么一个条款:航空公司有义务把垂死的病人抬下飞机,但并不是说合同里面没有这个规定,航空公司就可以见死不救,任由病患自己爬下飞机或者死在飞机上——航空公司积极救助病人是履行合同当中的诚实信用,是契约精神的体现。至于那些救护人员的表现就更加恶劣,连契约都不顾,罔论精神了。

 

大家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如果缺少了诚实信用,也就是契约缺少了精神,合同履行起来就会发神经。从孙二娘那里买包子,只要有包子上桌就可以了,是人肉馅的,还是牛肉馅的,客官们管不着,你再啰嗦,连你也给剁了,肥的做肉馅,瘦的去填河。这和南航履行合同的思路如出一辙:你坐飞机,我把你送到目的地就可以了,至于是不是要把你活着送到,对不起,合同没写

 

审判范畴里的契约精神

 

缺少了对契约精神的尊重,合同争议的解决同样也会发神经的。

 

比如,据多家媒体报道称,奚晓明疑涉入前山西两大煤商张新明与吕中楼的股权转让纠纷案。案子的大概缘由是:山西省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购买金海煤矿时遇到资金短缺,以股权转让等方式向吕中楼持有的山西沁和投资有限公司借款,最后将股权悉数转给沁和。沁和最终共支付4.23亿元(张新明所承认的数额),获得在该煤矿占股62%。不久,该煤矿市价飙升至百亿元,张新明想要回股权遭拒,于是以转让价格过低为由发起诉讼,要求废止当年的转让合同。山西省高院一审支持了张新明的诉求。此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后,于20129月作出判决:判令沁和归还张新明46%的股权。案号为“(2011)民二终字第76号”。

 

20131月,针对“76号判决”召开的两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内最著名的民法和民诉法学者几乎悉数到场。几乎从不参加个案讨论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梁慧星主动参会,“这样高级别的、如此糊涂的判决,如果再不出来说句话,实在是对不起法律的良心了。”

 

如果煤炭价不涨,也就没有了这个案子。现在煤炭价涨了,才有了这个案子。”梁慧星解释,最高法院依据公平原则作出判决是错误的,既然双方当事人都是商人,那么双方约定的就是公平的,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法院就没有权利干预

 

“这个判决颠覆了十几项法律原则和制度,”梁慧星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具有全国性的指导作用,如果下级法院都效仿,“那法律关系就乱了,社会就乱了,社会稳定就不存在了,法治国家就很难实现了。”

 

这个案件似乎告诉我们,对契约精神的背叛有很多原因,其中法治的缺失似乎是重大诱因。

 

道德范畴里的契约精神

 

对契约精神的背叛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们道德观在发生变化,所谓人心不古。

 

人心不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的宗教信仰变得淡薄,心里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以前大家似乎都很害怕鬼神,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什么人在做,天在看。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用的杆秤,相传中国传统的木杆秤是鲁班运用杠杆原理发明的,他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秤杆上刻制13颗星花,每颗小星代表1两,每颗大星则表示1,定为13两一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秤杆上又添加了“福禄寿”三星,正好十六星,改为16两一斤(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为计算方便,国家才把秤统一改为10两一斤)。在做买卖时,商人手提着秤毫,提醒商人要明察秋毫,秤一提起来首先看到的是定盘星,提醒商人要权衡一下良心。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得缺斤短两。若少给一两就少一颗星,而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星直接影响人的寿命,旧时商业道德讲究诚信为本,出售货物克扣一两,减福;克扣二两,福、禄俱损;克扣三两,福、禄、寿全无。藉此警告商家一定要买卖公平。所以过去民间流传有“秤上亏心损阳寿,秤平斗满是好人”的说法

 

普遍认为现在的人们已经没有了这种忌讳,不再像过去的人了,现在的人只要能挣钱就百无禁忌。因此,我对古人契约精神的那种景仰一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直到我看到庄秋水的一本书《三百年来伤国乱》。书里提到福建的茶叶,特别是武夷茶的外贸早在19世纪60年代(即清朝)进入全盛时期。但是,造假、掺假、粗制、滥造也随即盛行,于是武夷茶、福建茶、乃至中国茶就渐渐地丧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以茶闻名的“中国制造”早在130多年前就开始丧失了其市场竞争力。1888年,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首次超过从中国进口的数量。而到了20世纪初,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直到20世纪末,英国品牌主导了世界茶叶市场。下面是庄秋水文章的节选:

 

驻欧美国家对武夷红茶巨大的需求量,刺激着福建茶叶经济的发展,伪茶随之而生。19世纪60年代,外国商人就抗议中国茶商们在新茶中混有老茶,或者把茶叶末掺进茶叶中。有的茶商则没有在装箱时使用足够的铅,以至到目的地时,茶已经受潮发霉。卢公明对此说过一句狠话:“如果要比商业贸易中欺骗无知、诈骗粗心人的方法的话,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几个国家的人能超过中国人。

 

种种缺乏商业道德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制造”的信誉。1872年,福建省通商总局特地颁发了一份“打假檄文”。布告首先指出,近年来出口的乌龙、功夫等茶掺入碎末,或者梗黄拌入增重,这种行为导致洋商运回国内而亏本。通商总局呼吁茶商们守信用,保护中国茶的声名:“查商贾贸易全屏信实力能近悦远来。本口茶叶一向为货物大宗,自各国通商以来行栈增多生意日盛,自应各整行规公平互市,以期于国驰名信孚中外。”同时,如有奸商样货不符,或制作伪茶,一旦被洋商高发,“定即严拿究办决不宽贷”。

 

武夷茶的黄金时代很快就过去了。福州港在19世纪80年代慢慢沉寂下去,茶叶“中国制造”的垄断地位从此丧失了——1888年,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首次超过从中国进口的数量。因为过度采摘,茶树被破坏,以及加工过程中粗制滥造的现象,武夷茶丧失了市场竞争力。

 

而到了20世纪初,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直到20世纪末,英国品牌主导了世界茶叶市场。

 

看来,契约精神的缺失我们祖上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一方面我们的基因里似乎就缺少契约精神;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对合同富有创造力的另类履行似乎也如出一辙。你看,南航送客,抵达就行,死活不管。我们祖上卖茶叶,斤量够了就可以,好坏不论。

 

所以,我现在每每想到这些就非常凌乱,不知道那狗日的契约精神跑到哪儿去了。后来,我终于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它的芳踪,那就是金庸的武打小说。你看看江南七怪与丘处机抚养英雄遗孤的约定——江南七怪重情重义,对江湖上的不公不义之事,定会出手相助。因为丘处机的一席话,便千山万水要找到郭靖,并教他武功,让他成为一个英雄。为此更在大漠住了十八年而未返江南。

 

你再看看那大恶人欧阳锋,虽然杀人不眨眼,但是言出必践,郭靖与他三击掌饶他不死之后,他果然不敢动黄蓉一根汗毛。最后华山论剑关键时刻,他用强逼迫黄蓉(其实也就撕破一幅袖子而已)教他“九阴真经”,不巧被郭靖撞破,他竟然羞愧难当,举袖掩面而抱头鼠窜

 

嗟呼,难道我们只能在武打小说里才能找到契约精神吗!?

 

尾记:每每写到这些话题,心理颇为沉重。说忧国忧民有点大。恰如其分地说,可能担心我们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就这样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蝇营狗苟地过下去。欢迎大家就本话题与我联系,让我们为孩子们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而一起努力!我的公众号是:陈立彤(微信号:chen_li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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