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一名恐怖分子在加州发起袭击，造成14人死亡，两人在枪战中被警方击毙。案发后，警方在其汽车上发现一部iPhone 5c手机。美国一名联邦法官于当地时间16日下令，苹果公司必须帮助联邦调查局（FBI）打开属于加州圣伯纳迪诺枪击案杀手之一的手机。但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随后表示，美国政府对苹果手机的要求是危险的，因为美国政府想围绕苹果手机加密功能创建一个“后门”——这个“后门”一旦洞开，将有可能导致苹果用户的隐私权受到极大的侵害。

　　库克特别指出，“政府称这样的工具只会在一部手机上被使用一次。但这根本不符合事实。这样的工具被创造出来之后，可能会在多部设备上被一次又一次使用。这相当于创造了一把万能钥匙，数以亿计的锁将被打开。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接受这种做法。”苹果公司上诉在即。

　　苹果公司上诉之后，上诉法院的法官会怎么判？我觉得上诉法院判决苹果败诉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要求有一个非常合理的目的：查明上述凶杀案的杀手是否与伊斯兰国直接密谋并制定了该凶杀计划（或者说屠杀计划）、并防止类似的凶杀（或屠杀）再次发生。换言之，联邦调查局的要求具有重大合理性。

　　苹果公司的诉求也不是没有重大合理性，正如库克所说的那样：手机用户希望苹果和其他科技公司尽一切所能保护他们的个人信息，而苹果一直在努力保护他们的数据。个人信息泄露可能最终导致苹果用户的个人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加密对所有的苹果用户来说都非常重要。至于哪个要求具有更大的益处（the greater good），那就得看法官的自由心证了。

　　在上诉法院判决苹果公司败诉之前，美国政府所提要求的重大合理性将会被苹果公司解剖到极致。第一，有没有替代的方法既不用开“后门”，又能达到政府的调查目的。比如，联邦调查局想看两个杀手到底和谁通话了，是不是可以去查电话局的记录？第二，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替代的技术手段，既能保护苹果用户的隐私，又能满足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目的。第三，如果开“后门”确实不可避免，那么是否可以的确像联邦调查局所说的那样，“后门”只针对一部手机且只开一次，开完就封闭上，且保证这个“后门”系统不会失控。

　　事实上，双方就上述的这些问题都做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谁也说服不了谁。比如，当政府方面保证“后门”系统不会失控时，苹果方就拿出斯诺登的例子，说天大的国家机密都失控了，谁还能指望政府的保证，说“后门”系统不会失控？

　　库克的“壮举”获得了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也就是被我们亲切地称之为“劈柴”的那个印度小伙子）的声援。“劈柴”的立场基本与库克相同：提供数据可以，但开“后门”不行。基于此，“劈柴”表示，美国法院要求苹果协助美国联邦调查局破解用户手机“可能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开端”。

　　虽说政府有可能赢，但如果其应对不合理，其输掉这个案子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不管最后结局谁赢谁输，这个案子总有一个输赢通吃的大庄家，那就是法治。在法治的大前提下，美国政府俯首甘为孺子牛，与企业首先是面对面地谈判，其次把双方的争议放到法官面前，听从法庭的最后裁决。

　　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听到了库克的愤怒，也看到了“劈柴”的不安，但我们还应当去细细体会他们在法律面前的笃定和从容：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与政府去谈判、讲道理。

　　-我们不用担心政府会生气且生气的后果很严重。

　　-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最后都听法院的。

　　-美国政府和法院要是乱来，我们还有媒体和记者。

　　-这么一圈走下来的结论和方案，双赢的可能性增大了。

　　-即使有一方输了，但讲了事实、摆了道理。

　　-每一个案子如果都能这么处理，那社会就和谐了、经济就增长了、生活就变好了。

　　那咱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这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