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钱荒的原因是什么？众说纷纭，每个人的说法似乎都有道理，但似乎只道出钱荒的一个或一部分原因，而非全部。

说法一：政府人为地非法化地下金融，迫使地下金融不得不暗箱操作。如果地下金融有朝一日能被朝廷招安，则钱荒自然缓解。（注：我在我的博文《竞争是银行业的一剂良药》[1]曾倡导要“招安”民间金融。但本人认为“招安”民间金融只是解决温州乃至其他地区民营企业钱荒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说法二：中小企业贷款困难，比如有的企业为了贷1000万，不得不存1000万。更加上许多小企业缺少抵押品，故不能从银行贷款，故不得不借高利贷饮鸩止渴[2]。

说法三：企业贷款利息负担过高，实际的贷款利息已经达到了15%-20%，而一个正常企业的回报率在10%左右，这就等于所有的利润都不够给银行的[3]。

说法四：温州钱荒不是因为钱荒，而是因为钱多。6000亿的银行贷款，外加1100亿的民间借贷，温州企业还喊“钱荒”似乎有些荒诞。逐利的本能，加上传统优势产业的不景气，使得曾经促进当地经济飞速发展的温州资本日益脱离实业。钱生钱太容易，很多企业主不想投实业。人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监测数据显示，在温州的融资中介机构借贷市场中，借贷资金用于企业经营的比例，由上年末的30%下降到20%。信贷资金中有八成流向了非实体经济领域，只有两成用于实体经济[4]。按照此说法，温州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一个肿瘤。如果说一个肿瘤会不当地吸收、消耗一个生命体的营养，那么温州的民营经济则在不当地吸收、消耗资金。

说法五：也许不是全部，但有温州的老板把公司的资产和老板自己的资产混同起来。从公司里拿钱，如同掏自己的腰包一样容易。因此，应当刺破这些温州公司的面纱，让那些混同公司资产和自己个人资产的老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说法六：温州的老板们把太多的钱押在了房地产上，故有些温州的炒家在上海等地割肉抛房以换取资金。虽然目前的房市不在以前的高位，但只要温州老板们能够卖房，则筹资不是难题。按照此说法，温州的炒家已经变相地劫持了银行。如果国家救温州，则在救助这些温州炒家们，或等于国家把一捆捆钞票转手送到那些持刀抢劫银行的劫匪手上。

说法七：有些温州老板们恶意地逃废债——自己一逃了事，管他洪水滔天？

说法八：温州钱荒是宏观经济和体制在机构上出了大问题。温州借贷危机也许是中国经济崩溃的征兆——是火山爆发前夕冒出的一丝蒸汽[5]。

种种说法，不一而足。欢迎广大博友们针对温州钱荒的问题，发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见仁见智——这是针对广大博友而言。但是，同样对于温州钱荒的问题，政府的反省和调查不能仅仅停留在见仁见智的大度、鼓励、颔首、赞许的层面上。政府应当成立一个调查组，科学、务实、严谨、认真、实事求是地找寻温州钱荒的真相，并找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说，“温州钱荒”与“7.23温甬线特大高铁交通事故”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后者带来的是 40 个鲜活生命瞬间消失，而前者带来的冲击和危害也许会远远大于前者。

如果说“7.23温甬线特大高铁交通事故”需要一个调查组，那么“温州钱荒”则更需要一个调查组。两个调查组同样需要“科学、务实、严谨、认真、实事求是。”如同“7.23温甬线特大高铁交通事故”尚没有得以发现真相，其接踵而来的就是“上海10号线追尾事故。”如果“温州钱荒”得不到解决，则在其他地方还会发生同样的钱荒或者是其他更大、更难以控制的危机——其实这些危机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发生了，比如宝马乡泗洪。面对这些危机，我们似乎尚没有足够的警醒，其表象就是：对事实的了解不够充分（或者一知半解）、不做科学的逻辑的分析（或者先给结论、再去誓死保卫这个结论）、整改不能到位（或者基于种种原因而不愿意整改），从而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盲人摸象的故事。

盲人摸象而不得要领是这些盲人不幸地囿于他们自身的生理局限。如果我们目虽不盲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盲人摸象的故事，那这就不是一个个故事，而是一出又一出自欺欺人的游戏，而这些游戏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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